文章《关于吃的实话实说》－－－－崔永元

关于吃，民间有两条标准，吃饱吃好。吃饱在前，吃好在后。  
　　由于工作忙，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，一进门，母亲洗手入厨房，忙碌起来。端上桌，看着我狼吞虎咽，母亲躲在一边垂泪。桌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：一碟子腌白菜，一碟子腌白菜……  

　　我最喜欢吃的只有两样东西：白菜，粉条。  

　　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条。热气腾腾，锅一开，雾气直抵屋顶。东西没进嘴，还不知咸淡，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。  

　　其实，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，弄个百鸡宴不成问题，但，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？母亲一语道破：这孩子的胃，一直用的是困难时期打的底。  

　　穷有穷的吃法  

　　按理说，1963年，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。况且，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，不至于食不果腹了。长大后，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，我的姐姐、哥哥经受了饥饿，在吃上是不挑不捡。尤其是大哥可怜，基本上荤腥不沾。大年三十，全家聚餐，餐桌上美味佳肴，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，半个咸鸭蛋。衬托得侄子、外甥们吃相可憎，像一群饿狼。  

　　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，一是受兄长熏陶，分不清好坏，进入了吃的误区；二是想想当时情况，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；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，捡好的吃，没节制，吃顶了。  

　　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，依次下去才穿和玩。所以母亲讲起吃来，很像《红灯记》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史。1960年，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，到了北京站，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（那时没我），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，却被告知要排队，而且每人只卖一个。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，第一个孩子吃时，第二、第三个孩子看，第二个孩子吃时，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，连同第三个孩子接着看，父亲排得大汗淋漓，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，而父亲、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。  

　　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。林彪说要打仗，必须疏散，一声令下，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。  

　　他家的吃，让我着了魔。树上开的花可以吃，叫槐花；嫩树权也可以吃，叫香椿；面条是灰色的———杂面；米是红色的———高粱。加上红薯、南瓜，桌上一摆，五颜六色，正合饮食的色香味。  

　　我这才发现，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，忿然罢吃。急得母亲捧着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。几顿下来，我明白了一个硬道理，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。  

　　难吃归难吃，关键还是怎么吃。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，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，脚下磕磕绊绊的，摸起来像是吃食，塞到嘴里，有时是白薯，有时是萝卜。  

　　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，大娘还缺着牙慈祥地笑，每到傍晚，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，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：“吃菜，就知道吃菜！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，看看，吃一口馍，就两口菜，王八羔子！”  

　　农村里，1970年，菜以稀为贵。  

　　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，吃法是往里面划拉。骂声不绝于耳，他像没听见，抽空还冲我咧嘴笑。  

　　疏散了几个月，就记了个吃。  

　　部队饭菜回想  

　　几个月后，搬回城里，炊事班的锅里也渐渐丰盛起来。周日是两顿饭，下午一顿最好，掀开锅盖，满眼是肉，那锅的直径超过一米，铲子被换成了铁锹。炊事班小白话不多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我，发我两根筷子，把我抱到锅台上蹲下，他转身去忙活别的事，小小的我在沸腾的大锅边探着身子寻大块的瘦肉。  

　　第二次就被母亲发现了，她尖叫一声，一把把我从锅台上拿了下来。前两天看到一则广告，一个螃蟹对另一只说，哥们儿，被人煮了吧！怎么听怎么耳熟。  

　　这事怎么好跟人家小战士发火呢，母亲于是规定。以后不许独上锅台，大锅饭，就要大家一起吃。  

　　战士们吃饭突出一个快字，不到一刻钟，人去盆空。  

　　细嚼慢咽在这儿用不上，因此个个练就一副铁钢牙合金胃。可怜的我只学了个形式，吃得倒是快，每天胃都疼。  

　　现在回想起部队的饭菜，隐隐约约觉得五香粉的味道很冲。  

　　这些年又有去部队的机会，感觉饭菜吃起来和民用的没什么不同，倒是1978年去新疆边防采访，吃到了军绿包装的罐头，听我一个劲夸好吃，一个小战士趁四周不备，贴着我耳朵说：“好吃？你天天吃一个试试！”  

　　大约是在1971年，出了炊事班碰上了个饲养员，饲养员掰了一块豆饼抓了两把黑豆塞进我兜里，让我当零食吃。黑豆用盐炒的，很香，豆饼香过黑豆。等到傍晚回家，看见桌上的炒鸡蛋，没来得及说话，先吐了满地。急忙送到卫生所，小卫生员输液哆哆嗦嗦找不到血管，母亲气得说，一天去三个地方，这孩子快成你们部队的试验田了。  

　　人间自有副食在  

　　临近粉碎“四人帮”时，主食已经不成问题，副食还是跟不上，零食就更是少得可怜。有个伙伴带我去野外，吃一种叫野葡萄的果子。那东西长得小里小气，吃起来味道酸甜。另一种是酸枣，长在城墙外边，危险自不必说，吃几颗酸枣要扎半身的刺。还有一种，是草本植物，叶子酸酸的，搞不清学名，随伙伴叫它“酸不丢”，偏偏喜欢长在坟头上。伙伴总喜欢带我去爷爷的坟上采，顺嘴就吃起来，半夜大口大口吐酸水，还梦见他爷爷说：活该！  

　　我家一个女邻居头发弯弯曲曲，总说自己是上海人，那时候说是上海人就像现在说是火星人。  

　　不知道上海在哪儿，并不妨碍我对她不屑。母亲却认真地说：她说是就该是的。果然，那女邻居失踪了一段，再出现便说是从上海回来了。母亲去串门，拿回来一个小塑料袋。告诉我里面装了10片对虾片。  

　　母亲坐在床边发愣，一定是在想做馅还是单吃。最后她决定让身单力薄的我独自享用，于是小心翼翼地取出虾片放在热水里煮。过一会去看，虾片消逝得无影无踪。  

　　家里男女老少加上猫都被母亲怀疑一遍。  

　　过在嘴里的春节  

　　春节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。物资突然间丰富。家家户户囤积起来，单等除夕一到，大开杀戒。  

　　除了购货本上的每人250克花生，100克瓜子，部队居然还搞到了栗子。可能与驻扎地有关吧，历史上良乡的板栗就是贡品。  

　　“听说过，没见过，两万五千里”，崔健这句歌词用在母亲身上很合适。母亲按糖炒栗子的字面意思在门口的锅台上炮制，开始没声响，有声时一下就炸飞了锅盖。全家只好躲回屋里，隔窗观望。直到后半夜动静小了，才打着手电，一个一个找回来，好在有院墙，基本上是颗粒归仓。  

　　春节买鱼买肉是个艰巨任务。带鱼要宽，猪肉要肥，不认识售货员门儿都没有。我二哥肩负重任去了菜市场。后院的赵姨、王姨在菜市场工作，排队的人多，火气大，弄得亲人不敢相认。赵姨挑上几条6指宽的鱼称给二哥，被一人看出破绽，问赵姨，为什么他的鱼那么宽，赵姨头也不抬：“赶上了。”那人一气，鱼不买了，转身跟二哥来到了肉秤台，眼睁睁看着一块大肥肉放在秤盘里，这次他不问王姨，问二哥：“你是不是认识她？”这回轮到二哥表演了，翻着白眼说：“谁认识丫的！”  

　　晚上王姨下班直接来到我家，见到我妈劈头盖脸一顿指责，什么狗屁儿子，说不认识，还丫的。  

　　这时，肥肉已经变成了油和油渣。母亲陪着笑脸给王姨说着宽心话，盛了一碗油渣让王姨带回家。王姨不要，说我还缺这个，就是说这事讨厌。  

　　于是，俩人又笑骂一顿二哥，王姨这才起身回家。  

　　有了油，另一种食品应运而生：油饼。  

　　面是糖和的，一张张作出来，趁热吃。这天晚上母亲发现儿女们个个饭量惊人。炸完油饼再炸排叉，一种先旋转再油炸的面食，春节期间走亲戚，吃饭不规律，排叉随时可以充饥。  

　　等我玩到下午回家时，伏窗一看，几十只麻雀冲进家里，在偷吃排叉。我飞也似地跑去告诉母亲，母亲二话没说，跑回家，第一个动作就是关窗。  

　　几十只麻雀被生擒后分批吃掉。  

　　除了麻雀，还有知了、青蛙、蚂蚱，逮着谁吃谁。  

　　根还是萝卜白菜  

　　春节—过，日子又清淡起来。母亲开动脑筋，自制零食给我们解馋。  

　　做米饭多闷一会儿，结出一张锅巴；柴草熄的时候，扔进去一个白薯或土豆，烤熟以后，香味冲鼻。  

　　肚子里油水不够，常常是晚上还没睡着，饿了。所以我最忌讳晚上看电影时出现吃的场面。  

　　对许多人，这些场面肯定会历历在目。《沙家浜》里的芦根、鸡头米。《地道战》里假武工队吃的煮鸡蛋。《战友》里小孩手捧的杨梅。  

　　《小兵张嘎》里嘎于吃的玉米和胖翻译陀西瓜。  

　　《鸡毛信》里鬼子们吃的烤羊腿。《少林寺》里和尚们吃的狗肉……  

　　前些日子失眠，半夜爬起来看 V CD，是李安导演的《饮食男女》。刚看个头就饿了，打开冰箱，拿出一整只烤鸡，撕扯着吃掉，立时神清气爽，一下就进入了艺术的殿堂。．．．．．．  

　　住处附近的建筑工地正巧开饭。民工门围着饭菜你争我抢，一股酱香飘入我的鼻中，两眼开始扑簌簌地落泪。于是明白，树高千丈，根还是在萝卜白菜附近．